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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煌榕：我跟室友交流的频率和内容会弱很多。我比较少在宿舍待，跟舍友的交流可能就是晚上回去时，交流内容都是“你吃了吗”“今天我看到一个事”之类的日常生活。我经历过转专业，两个班级都有两三个特别好的朋友。像这种主动筛选过的朋友，交流内容的层次就会深得多，可以聊开心的或者悲伤的各种事情。我还加入了学校的音乐社，会和社团成员聊音乐，这时一般就会避开学习或其他不相关的话题。不同圈子的人相处，交流的内容不同。

教辅材料本应发挥辅导学习、辅助教学作用，然而现实中在一些少数人眼里却成了“大蛋糕”。教辅材料过多过滥，无疑会加重学生学习负担和经济负担，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国家推出“双减”政策的善意与暖意。比如，在开学之初，一些家长要花费并不低廉的价格“自愿”购买，孩子的书包装得满满当当，一些材料到了学期结束甚至还没有开封。

　　　　围绕周公的文治武功，实际存在两种叙述，一种是“明德慎罚”，这是周公的主张，出现比较早，后人将其概括为德主刑辅。一种是制礼作乐，主要见于成篇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逸周书·明堂解》和《礼记·明堂位》，以及成书于汉代的《尚书大传》。需要说明的是，春秋以前的现存文献，礼字的使用还不普遍。西周政治、伦理的核心概念乃是德，作为法则称为典、彝、则，礼即是对典、彜、则的概括，是由后者发展而来。故若换作后来的语言，明德慎罚实际也就是制礼作刑，其与后人津津乐道的制礼作乐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制礼作刑是周公的执政方针，涉及礼制建构、司法审判等，而制礼作乐则是周公平定天下后的庆典仪式。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有了制度性的制礼作刑，才可能有礼仪性的制礼作乐。但从后来的叙述来看，人们恰恰将二者混同起来，并用制礼作乐来称颂周公的政治业绩。及至宋元明清，周公制礼作乐已经成为一种书写模式。如《唐会要》说：“周公践极，制礼作乐，功比帝王。”《元史·礼乐志》载：“前圣之制，至周大备。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而教化大行，邈乎不可及矣。”乃至于后世的统治者想宣示自己的丰功伟绩，也要效法周公制礼作乐了。这时所说的礼显然已不只是狭义的庆典仪式，而是制度的极大完备。但这样便存在着一个矛盾，“制礼”需要以政治安定为前提，而要做到政治安定又离不开德（礼）与刑。这说明以往学者用制礼作乐来概括周公的文治武功并不恰当，相反，制礼作乐需结合制礼作刑才可以得到解释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