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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月饼、茶叶、化妆品、保健食品……许多商品类型都是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商家抓住了消费者的心理期待，通过多层包装提高附加值，促进销售、增加利润。在非遗文化广泛传播、联名文创礼盒俯拾皆是的趋势下，部分品牌在推出文创产品时，也特别注重包装，有时反而忽略了产品本身的创新和实用性，将已有的老产品通过品牌联名，不断放入形式各异的新礼盒中，对形式的重视超出了产品本身。

总体来看，敦煌乐舞的认识和研究已基本完成“是什么”的阶段，今后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乐舞的现实性和传播性持续发力。其中现实性主要表现在其与敦煌地区现实乐舞之间的关系，如出行图乐舞与乐营的对应，部分舞蹈图像与队舞制度的对应等。而通过敦煌壁画乐舞图像与敦煌画稿间关系的梳理，能够进一步理清壁画乐舞图像从起稿到绘制的全过程，这些都说明敦煌地区的现实乐舞为敦煌乐舞图像提供了大量蓝本。就传播性而言，我们需要将敦煌乐舞与古代乐舞史做关联，其中除了乐器定名、形制、演奏方式的梳理，乐队用乐编制的分析，舞姿舞种的考证外，还要将乐舞放置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观察，分析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乐舞文化在敦煌进行交流互鉴的深层次原因。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历史上，苏轼在经历乌台诗案后被贬往黄州，是他一生经历中最晦暗的时期。黄州，也成为苏东坡人生的转折之点、新生之地。正是在黄州期间，他生活困顿，于黄州城外的一片荒地上开垦种菜，因这片地位于东坡而被称为“东坡”，苏轼于是自号“东坡居士”。也是在黄州，从“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的困顿，到“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再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雄浑，苏轼在这里“蝶变”为苏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