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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到战国时期，漆器不仅出现了各种薄胎新工艺，在纹饰风格上也脱离了对青铜器的模仿，以漆为颜料的笔触“细入毫芒”，显示了画工对生漆性能认识的提升。此时漆器以长江中下游的楚地为胜。汉代建立后，文学层面的楚风汉韵在漆器风格上也可见一斑，既见雄浑壮丽的主题构图，又有高超的绘画技艺。这时，已形成了以四川成都、江苏扬州等地为首的漆器产地。在文献中，也不乏“殿上髹漆”的记载。需要看到的是，漆器之盛除因本身的优异性能和天然稀缺性外，也有青铜器衰落而瓷器尚未成熟的时代背景。

实际上，仅根据寺学的分布位置来看，6件有题记的写本中至少有3件是属于寺学学子。学界大多认为敦煌藏经洞文献或为三界寺资产，结合题记所明确涉及的寺院，可以推测，被教师们选为授业教材的《秦妇吟》，至少是以金光明寺、净土寺、三界寺这三所寺院的实际地理位置为中心，以学子们的活动范围为幅度，向外界社会进行了辐射式传播。根据李正宇等人的调查结果，金光明寺为敦煌著名僧寺，简称“金”，坐落于沙州城西北（P.2856V2、S.3905）。三界寺简称“界”，寺址在敦煌莫高窟前。净土寺也是敦煌著名僧寺，地址在沙州城内（P.3224、P.2032）。因此，书写和诵读《秦妇吟》的学子们并非同处于敦煌境内一隅，而是沙州城内、沙州城西北、沙州城东南皆有分布，而沙州正是敦煌的另一个称呼。分处敦煌城各个方位的著名寺院都在使用《秦妇吟》作自家学生的教材，说明敦煌各学校之间在选用教材方面存在互相参考、彼此通行的特点，也共同体现出不同学校教书先生对《秦妇吟》较为一致的正面评价。

　　　　这种高校“陌生人现象”，在师生关系中同样存在。部分老师受制于繁重的教学科研压力，无暇顾及每一位学生的真实感受；不少学生上课不愿意举手发言，甚至出现了“抢着坐后排”的情况。我们曾私下了解学生不愿坐前排、不举手回答问题的原因。一些学生表示，自己并非真的不想举手回答问题，而是担心太过积极的课堂表现会被其他学生视作“讨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