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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同的这十几天里，每一天都很开心。除了景点、美食外，文创也很精致。”这几天，来自山西临汾的游客张文远一家三口在大同玩得很尽兴。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张程更是收获满满——善化寺四大金刚古韵冰箱贴、九龙壁透光明信片等十几种文创产品塞满了背包。

赵清荣称，博物馆未来将从四个方面持续提升服务水平：一是提高研究阐释水平，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二是加强展示工作，推出更多特色展览；三是加大研学传播力度，打造研学品牌；四是加大文旅融合力度，开发基于商文明特色的文创产品，让商文明“戴在头上、穿在身上、拿在手上”，更好地融入日常生活。

　　　　实际上，仅根据寺学的分布位置来看，6件有题记的写本中至少有3件是属于寺学学子。学界大多认为敦煌藏经洞文献或为三界寺资产，结合题记所明确涉及的寺院，可以推测，被教师们选为授业教材的《秦妇吟》，至少是以金光明寺、净土寺、三界寺这三所寺院的实际地理位置为中心，以学子们的活动范围为幅度，向外界社会进行了辐射式传播。根据李正宇等人的调查结果，金光明寺为敦煌著名僧寺，简称“金”，坐落于沙州城西北（P.2856V2、S.3905）。三界寺简称“界”，寺址在敦煌莫高窟前。净土寺也是敦煌著名僧寺，地址在沙州城内（P.3224、P.2032）。因此，书写和诵读《秦妇吟》的学子们并非同处于敦煌境内一隅，而是沙州城内、沙州城西北、沙州城东南皆有分布，而沙州正是敦煌的另一个称呼。分处敦煌城各个方位的著名寺院都在使用《秦妇吟》作自家学生的教材，说明敦煌各学校之间在选用教材方面存在互相参考、彼此通行的特点，也共同体现出不同学校教书先生对《秦妇吟》较为一致的正面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