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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仅根据寺学的分布位置来看，6件有题记的写本中至少有3件是属于寺学学子。学界大多认为敦煌藏经洞文献或为三界寺资产，结合题记所明确涉及的寺院，可以推测，被教师们选为授业教材的《秦妇吟》，至少是以金光明寺、净土寺、三界寺这三所寺院的实际地理位置为中心，以学子们的活动范围为幅度，向外界社会进行了辐射式传播。根据李正宇等人的调查结果，金光明寺为敦煌著名僧寺，简称“金”，坐落于沙州城西北（P.2856V2、S.3905）。三界寺简称“界”，寺址在敦煌莫高窟前。净土寺也是敦煌著名僧寺，地址在沙州城内（P.3224、P.2032）。因此，书写和诵读《秦妇吟》的学子们并非同处于敦煌境内一隅，而是沙州城内、沙州城西北、沙州城东南皆有分布，而沙州正是敦煌的另一个称呼。分处敦煌城各个方位的著名寺院都在使用《秦妇吟》作自家学生的教材，说明敦煌各学校之间在选用教材方面存在互相参考、彼此通行的特点，也共同体现出不同学校教书先生对《秦妇吟》较为一致的正面评价。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商鞅方升，是秦统一度量衡所用标准量器。“一升量天下”，一个铜方盒量出了最早的“中国标准”。它的背后，是以实行郡县制、“废井田，开阡陌”、制定秦律等为基础的商鞅变法。战国时期，各国将变法视为富国强兵的重要途径，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其中，效果最显著的即为秦国商鞅变法，其广泛调动社会积极因素，推动秦国日益发展壮大，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2017年8月，四川九寨沟发生7.0级地震，垮塌的道路挡住了前来收购的果商和采摘的游客，也挡住了水果的销路。当年9月，前来收购水果的王光强看到，成熟的西梅都挂在树上，无人问津，几天之后便会落地，再腐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