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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设立这个专业，一方面是要为出版社培养合格的古籍整理编辑，另一方面也是要培养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专门人才。1959年，北京大学设立了全国第一个古典文献学专业并开始招生。很多同学毕业以后，会去中华书局等单位。”杨海峥说。

目前，这一项目已贯穿社团、班级、年级、学校4个层面。在社团层面，“解忧树洞”成为校内的解忧驿站，还有一个让友谊跨越校园的方式——“漂流树洞”。“不同学校几千封信件的往来，都是同辈之间的真情传递，相较于即时通讯，慢下来的书信交流，能给这些青少年一份沉淀下来的情感。”马慧说。

　　　　由于把礼理解为广义的典章制度，还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周代的典章制度不可能是由周公一人一时制定的，故有学者提出，周代“礼乐”建设存在一个有历史梯度、有文化根柢和有不同阶段的“损益”和“更新”的过程。先是先周传统礼仪的“准备”阶段：它可上溯至公刘迁居豳地时周人的礼俗传统。其后是武王立国礼乐的“旧制”阶段。再后是由周公“制礼作乐”推动的礼乐“新制”阶段（李方元 申娟：《从〈逸周书·世俘〉篇看周初最早的“礼乐”活动——兼及与周公“制礼作乐”的关系》，《中国音乐》2022年6期）。与之相对，有学者则否认周公制礼作乐的真实性，因为周礼“绝非周公旦一人所为，而是经过周朝前期的武王、周公、成文、康王、昭王几代统治者近百年的努力，最后由周穆王‘修其训典’而完成的综合性文化建构过程”（杨华：《先秦礼乐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