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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自丹说，立法中遇到的另一大难点就是休学和复学问题，家长因害怕学生“休学之后回不去学校”而不敢让学生休学。此外，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发展研究院心理健康教育研训员崔丹，在撰文分析休学学生干预工作时提出，家长往往不愿意接受专业的诊断和建议，只关心孩子能否上学。部分确诊精神疾病的学生家长顾忌药物的副作用，擅自减少孩子服药剂量或自行停药，导致学生病情反复甚至加重。而《条例》希望让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出得去、回得来。

从时间上看，敦煌石窟乐舞图像与敦煌石窟营建的上下限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目前石窟考古确定的敦煌开凿最早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中均出现了乐舞图像。在这绵延不绝的石窟时间线上，我们能够归纳出敦煌乐舞图像曲线式更迭的历程，即从早期和隋代的中西融合阶段过渡到唐前期、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继往开来阶段，之后又迎来以西夏和元代为主的推陈出新阶段。乐舞图像是基于壁画，而壁画又是基于洞窟的。尽管不同时期的敦煌乐舞图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但不同时期乐舞图像基本是在各时期石窟整体风格之下发展变化的。如早期弥勒信仰的流行导致天宫伎乐的出现，唐代经变画的大规模绘制使乐舞的主体内容成为经变画乐舞组合，归义军时期壁画绘制的程式化也在乐舞图像中集中呈现，证明乐舞、壁画与洞窟间具有局部与整体的密切关系。总体而言，敦煌乐舞图像和敦煌石窟的发展是大致保持同步的，但乐舞图像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与大的营建史在某些时段并未完全同频共振。比如通常认为晚期的敦煌石窟营建是逐步式微的，但此时的乐舞图像却迎来一个短暂的高潮期。

　　　　张家人觉得对方太不讲理，就修书一封，向在京城做高官的张英告状。他们没等到什么解决方案，只等来了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张家人收信后，主动退让了三尺；吴家人深受感动，也退让了三尺。两家各退一步，让出了一段六尺巷的佳话，也让本该是一面墙的地方，多出了一条供人通行的小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