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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员和家长，还有体育局希望我们来判定比赛胜负，但仲裁员不是裁判，我们只是审查有权作出胜负决定的机构是否违反相关法律和规则，对合法合规的予以支持，否则就依职权给予纠正。”马宏俊说,“我们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回南宁后，女儿爱上攀岩，坚持刻苦训练，甚至有时为了突破瓶颈，受伤了还不放弃。为了和女儿一起成长，韦亚燕考取了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成为一名攀岩教练，母女二人一起走上了攀岩之路。在这一次的比赛里，时隔7年回到马山的女儿取得了自然岩壁难度速度赛公开女子组决赛、预赛双第一的好成绩。“虽然我们身在南宁市区，但特别羡慕马山，马山的攀岩馆、教练都非常专业。”韦亚燕说，马山的山改变了她们母女的人生。

　　　　沈从文先生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从文学与文物的关系来说，其实很自然。近年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我想象中，其科目设置应该是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这些门类都与文学有关。“文物”与“文学”，两个词组都有一个“文”字，“文”本身即有多解，“文”与“物”组合，“文”与“学”组合，又有多解。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心”，小说诗歌戏曲归入此中的创作是“文心”，“物”的设计制作同样也是“文心”，本来文物与文学是“文心”相通的，只是时过境迁，二者分离，因此有必要想办法重新拼合。用孙机的话说，“从本质上讲，所谓‘名’者，即文献记载，主要用以说明其社会功能；‘物’者，即具体器物，用以说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论社会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变化。这是两条运动着的线，它们同时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双手并弹。既看到风俗习惯的发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进。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问题就能说清，说得透，作者的文笔也自然而随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们记忆的断简残编也活了。这就是真正的名物学。”这是二〇〇七年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的一段话。我以为，这是孙机对名物研究的精准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