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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学校是教育机构，不同地址不同学校里的多位学子抄写《秦妇吟》，也就有可能将《秦妇吟》传入敦煌的大街小巷之中。从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学子们分处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校又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学子们随身携带册子本的《秦妇吟》，往返于家校之间，穿梭于市井之上，这就必然给《秦妇吟》创造出从学校到家庭、再到市井的深度传播机会。《秦妇吟》不但在地位上具有学校教材这样学习典范的地位，而且其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文辞特点也天然具备深入民众之间、雅俗共赏的亲和力。比如，根据最新研究，现在分散于14个编号中的11件《秦妇吟》或可分为学郎写本、讲唱写本与民间写本三种性质（廖小红，西华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敦煌〈秦妇吟〉写本群研究》，2023年）。《秦妇吟》在中原是被制为幛子、户户悬挂的存在，虽然在敦煌是否被制为幛子今无实据，但其传给妇人孺子还是能够想见的。可以说，学校群体对诗歌的传播给予了极大助益，体现了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态及其在社会传播深度方面的影响。

连英成就读的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陈显玲也关注到学生们运营自媒体的情况。在她看来，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做自媒体在垂直领域方面没有优势，因为内容丰富多彩的账号不太容易成为头部大号，但应该对学生们的求职更有帮助。

　　　　讲起这段求学时的经历，艾尔开牙笑中带泪。她说，父亲的名字“多力开”，在塔吉克语里是“波涛”的意思。记者无从知晓，这位始终面容温和的男人，当时把女儿送往他并不熟悉也从没去过的城市时，内心是如何不安，又或是怎样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