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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去年的以旧换新政策，今年的政策将汽车报废更新范围，从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扩大至符合条件的国四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这是我国首次将个人消费者报废车型补贴扩围至国四车型。通过放宽报废换新车型范围与标准，今年将新增符合报废换新政策补贴申领条件的国四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超千万辆，新增新能源乘用车超百万辆，加上现存的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约1200万辆，这意味着，今年已有2300万辆以上的乘用车符合申请报废补贴要求。显然，这为拓展今年车市潜在增量空间，保持汽车产业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更多确定性。

自然遗产不仅属于当代人，也属于子孙后代。“要切实做好自然遗产的传承利用，突出世界自然遗产的公益性，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教、自然体验等活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孙铁说。

　　　　桐城派的文章风格显现出“体和而正”的美学特质。桐城派作家多有为师的经历，这让他们普遍对于典范颇为尊崇。从纯洁语言的角度，方苞以为：“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苏惇元《方苞年谱》）雅洁实际上不仅是文字的不俚不俗、简要精练，还应当明于体要，所载之事不杂，由此形成文章气体雅洁之貌。严格说来，“雅洁”说是方苞“义法”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雅洁”本身的自足性、和谐性而言，又构成独立的理论范畴。桐城派作家不仅辨语体，还辨文体。姚鼐分类编纂古文辞，每一类既讲源流，又选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其对“传状类”概括道：“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刘大櫆以文人作传为侵占史官之职，只有韩愈、柳宗元书写底层且有寓意的文章不受此限制。姚鼐也受到了这种传统的影响，如为礼亲王永恩作传就颇感为难，《与吴敦如》书信道：“藩邸之传，本应史臣裁著，非职元不当为。若云家传，亦觉不妥。意欲改为神道碑文，但加一铭词耳。”总体说来，桐城派作家的文章，无论是论辩类、序跋类，还是碑志类、杂记类，多先求文体雅正，再求语言雅洁，遵从规范的同时，又创造一系列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