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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外交流合作上，都江堰市同样寻求“活”，以此扩大文化遗产传播力影响力——和中国文物学会、浙江卫视联合制作大型文化遗产真人秀节目《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中的都江堰篇。从“治”水到“智”水，从古老到现代，文化遗产持续焕发时代光彩。

学者论证周公制礼作乐，往往引用《左传·文公十八年》中太史克回答鲁宣公的话：“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周礼》或为周公所作礼书或与礼相关的篇目，说明周公确有制礼的举措。但太史克同时还说到周公作《誓命》，与《周礼》强调“则”也就是礼则的重要性不同，《誓命》称违背礼则者罪名为“贼”，掩藏违背礼则者罪名为“藏”，主张均应处以常刑。《周礼》所论属礼治，《誓命》所论属刑治，故严格说来，根据太史克的说法，实际应该称为周公制礼作刑。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也说：“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周官》或与太史克所说的《周礼》有关，从内容看，应是讲官职设置，以及为官者的行为规范。《立政》见于今文《尚书》，除了讲选用官员外，还论及刑罚的重要性。故周公的施政方案，既包括设立官职，规范官员行为之积极的一面，也包括惩罚违背礼则之消极的一面，与太史克所说是一致的。

　　　　根据内容可以将上述材料中涉及乐舞的记载分为六类。乐舞机构类，敦煌地区与乐舞相关的机构至少包括乐营、乐行、宴社司等，这些机构大多出现在敦煌文献的官私文书中，如破用历、功德记等。从业人员类，按目前收集和整理的材料，包括乐营使、副乐营使、乐营教习、音声、队舞人员和乐器制作工匠，此外，在敦煌绢画题记、敦煌石窟题记中亦有与此相关的文字。乐舞活动类，通常包括官方组织和寺院陈设两类，官方组织包括出行、队舞、毬乐等，寺院陈设则包括各类法事活动的用乐。这些同样出现在官私文书中，而且乐舞活动往往与敦煌石窟乐舞图像有一定联系。乐器类，主要包括蒙书等类书中对乐器及演奏法的记录，官私文书中官方、寺院所属乐器账目以及乐器制作的相关记载，如P.3644中出现的“二弦”,寺院经济类文书中大量记载的“铃”以及官方组织的鼓类乐器制作等。乐、舞谱类，目前已知敦煌乐谱共计3个卷号，分别是P.3539V、P.3719V和P.3808，敦煌舞谱包括P.3501、S.5643、S.5613、S.785、BD.10691、Дx10264和羽049，共计7个卷号。最后是类书中的乐舞词汇，这部分内容除前述乐器名称外，还有反映礼乐规制、乐舞表演等方面的词汇，由于这些词汇所在文献通常为蒙书、习字类书、实用要字一类，因此可将其视作传授和普及乐舞知识的教材或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