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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时间上看，敦煌石窟乐舞图像与敦煌石窟营建的上下限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目前石窟考古确定的敦煌开凿最早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中均出现了乐舞图像。在这绵延不绝的石窟时间线上，我们能够归纳出敦煌乐舞图像曲线式更迭的历程，即从早期和隋代的中西融合阶段过渡到唐前期、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继往开来阶段，之后又迎来以西夏和元代为主的推陈出新阶段。乐舞图像是基于壁画，而壁画又是基于洞窟的。尽管不同时期的敦煌乐舞图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但不同时期乐舞图像基本是在各时期石窟整体风格之下发展变化的。如早期弥勒信仰的流行导致天宫伎乐的出现，唐代经变画的大规模绘制使乐舞的主体内容成为经变画乐舞组合，归义军时期壁画绘制的程式化也在乐舞图像中集中呈现，证明乐舞、壁画与洞窟间具有局部与整体的密切关系。总体而言，敦煌乐舞图像和敦煌石窟的发展是大致保持同步的，但乐舞图像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与大的营建史在某些时段并未完全同频共振。比如通常认为晚期的敦煌石窟营建是逐步式微的，但此时的乐舞图像却迎来一个短暂的高潮期。

“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利用社区或物业的公共场地提供一些多样化的自习空间。”朱莹在网上看到一些城市已有这方面的探索，在社区服务中心等场地开设共享自习室，白天让居民学习“充电”，晚上开设青年夜校、举办活动。“期待社区利用服务中心、图书室、文化室甚至共建单位的空间等资源，开辟共享自习室，服务更多想学习、爱学习的青年。”

　　　　而就从业者个体来说，“自律”是最好的方式。例如，某卫视多位艺人自发签署《艺人艺德承诺书》；一些青年演员主动走入体制内，接受更严格的从业约束；还有一批经纪人与演员参加相关培训班。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向大众展示了他们自律的决心与态度。不过，一纸承诺书不是从业通行证，一次短期培训更无法为个体“背书”。我们更期待的是多方参与，以思想价值为引领，对文娱全产业链、创作生产全过程进行有效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