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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另一项研究中，斯克里普斯研究所报告了复发难治性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的Ⅰ/Ⅱ期临床试验结果。这些患者以前接受过ICI治疗，但反应迟钝或反应不一。团队专注于使用ruxolitinib（一种JAK1和JAK2抑制剂）和抗PD-1药物纳武利尤单抗的组合。根据研究结果，在纳武利尤单抗治疗开始前8天给予ruxolitinib，可提高先前ICI免疫治疗失败患者的临床疗效。在参与的19例患者中，2年的总生存率为87%，而先前报告的单独ICI为23.8%。

对于股息率较低的银行，一方面，部分银行可能更倾向于将更多的利润用作内源性补充，用于再投资或维护资本充足率，另一方面，低股息也受制于银行盈利水平较弱面临经营风险，需要留存更多资金来支撑运营。薛洪言对记者表示，部分银行可能面临资本补充压力，如果资本补充压力或需求比较大，利润会需要优先补充资本，很难给到高分红。资本补充压力的产生，也可分为两层原因，一层是高增长，这是比较良性的，一层是高不良，这种就属于负反馈。

　　　　魏晋以前，除了一些专门注《孟》的成果外，学者对《孟子》的探讨也常以辩难的形式展开，这显然是受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风气的浸染，子学色彩极其鲜明。先秦儒家的殿军荀子与各类学说论辩，亦曾辩难过孟子的性善理论，并基于其建构客观制度的诉求，进而反思孟子思想“幽隐”“闭约”等问题（详见《荀子·非十二子》）。汉朝时，以批判精神而著称的思想家王充亦有《刺孟》一文，着重于辩难孟子言说不周之处及“莫非天命”等论点。孟学史中的“辩《孟》”“难《孟》”是一种延续不绝的传统，例如宋代“尊孟”思潮盛行，但像李觏、司马光、苏轼、叶适等重要学者也曾责难孟子的论点。此类传统的意义绝不可小觑：《孟子》一书正是在诸子相互辩难中淬炼而成的，欲使《孟子》在后世保存其原初的生命活力，就必须保存其原初的争鸣语境，让《孟子》直面后人的辩难。对于辩难者来说，正因为《孟子》的论说已然很精当，他们在超越孟子后而找到的结论才更有价值，此即苏轼所说“以孟子为近于孔子也”“故必与孟子辨，辨而胜，则达于孔子矣”（载于余允文《尊孟续辨》卷下）。此外，孟子的维护者在应对这些批判时，一般会对《孟子》的相关观点做进一步解析，使人们对孟子思想形成更深入的认识，这无疑能增加《孟子》研究的理论深度，推动了学术的进步。可见，孟学史中的辩难传统传承着子学时代的学术风气，辩难者及维护者在此过程中都是受《孟子》启发而开辟了新境界，在这层意义上，《孟子》可谓是保存了原有的活力，而不是被当成教条限制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