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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互送贺年卡是我国传统的民间习俗。贺年卡源于汉代官吏和士大夫阶层开展社会交流的名帖，初为竹木制品，上刻姓名、官职等身份信息，因为材质以木为主，所以称为“名刺”。一些地位高、社交广、影响大的官吏，收到的名刺较多，他们往往在门外设一个箱盒来接收，又称为“接福”。之后，随着造纸术的发明与推广，纸质名帖逐渐盛行。这些名帖多用于社会交游，利于相互交往与社会合作。宋时，每逢春节，文人雅士便以书法、绘画方式，将贺年的话语书写在名帖上，兼有拜会与问候新年的意思，形成贺年帖。明清两代，新年互送贺年帖，已成为官吏和士大夫阶层的过年习俗。

开嗓，压腿，准备道具……尽管《夫妻观灯》这首经典黄梅戏剧目，该校表演专业（黄梅戏表演方向）2022级的潘钰瑶已表演了两年多，但面对每一次登台，她依旧不敢懈怠。“不同于以往在规矩的戏台上表演，这次曲目的表演区设在一个有转角的长廊，我需要一边走一边唱。”她说，希望沉浸式艺术概念与黄梅戏表演相结合，让传统的非遗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

　　　　桐城派的核心论点展现出“以和为贵”的批评主张。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对文章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有形象的描述，又从天地之道演化出诗文之道，指出文章作为天地的精华，亦可分为阳刚与阴柔之美，并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兼具这两种美。虽然姚鼐在审美取向上较欣赏阳刚之美，在实际创作中偏向阴柔一途，但在文学批判中则追求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姚鼐《海愚诗钞序》曰：“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这就是说，创作者可以偏嗜阴阳刚柔其中一个方面，但不可以完全失去另一方面。“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姚鼐此处“贵”的着眼点即在于调和，即刚柔相济。姚鼐的这种认识又深刻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将阴阳两极推演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以气势为太阳之类，趣味为少阳之类，识度为太阴之类，情韵为少阴之类，又以八字为论：“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四年正月廿二日）与姚鼐相似，曾国藩虽然对于古文的风格做了区分，但也讲求雄奇与淡远的调和。姚鼐与曾国藩的这种调和思想又影响到张裕钊和吴汝纶等人。除风格论，姚鼐以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端，“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钞序》）；就诗学主张言，直言“镕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与鲍双五》）。无论是“相济”还是“镕铸”，从根本上讲都体现了儒家“贵和”的思想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