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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需尽可能创造条件，让观众获得最佳参观体验。由于特展往往具有临时性的特点，大多数艺术爱好者因而有一睹为快的强烈诉求。可是，我们时常看到的情况是，有些热门展览不是难于预约、一票难求，就是展厅显得过于拥挤，很难让人舒适而又从容地观摩整个展览。所以，除了预先考虑较大的展览空间外，博物馆或美术馆还应该适时延长开放时间，推出夜场、全天24小时的特场等。

沈从文先生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从文学与文物的关系来说，其实很自然。近年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我想象中，其科目设置应该是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这些门类都与文学有关。“文物”与“文学”，两个词组都有一个“文”字，“文”本身即有多解，“文”与“物”组合，“文”与“学”组合，又有多解。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心”，小说诗歌戏曲归入此中的创作是“文心”，“物”的设计制作同样也是“文心”，本来文物与文学是“文心”相通的，只是时过境迁，二者分离，因此有必要想办法重新拼合。用孙机的话说，“从本质上讲，所谓‘名’者，即文献记载，主要用以说明其社会功能；‘物’者，即具体器物，用以说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论社会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变化。这是两条运动着的线，它们同时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双手并弹。既看到风俗习惯的发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进。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问题就能说清，说得透，作者的文笔也自然而随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们记忆的断简残编也活了。这就是真正的名物学。”这是二〇〇七年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的一段话。我以为，这是孙机对名物研究的精准概括。

　　　　日前，《长津湖》主演吴京到安徽合肥与观众交流。被问及拍摄中印象最深刻的事，吴京说：“这部戏拍了半年，我一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剧组——每一帧画面的背后，都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太多难忘的记忆。”他爆料，零下21摄氏度的拍摄环境中，在有一定保暖措施下，自己的手和枪居然黏在了一起。他感叹，当年在更加寒冷严峻环境下奋战的先烈们，单衣单裤、缺衣少食却保卫了身后的国家，“向为了新中国诞生和建设付出生命的先辈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