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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就从业者个体来说，“自律”是最好的方式。例如，某卫视多位艺人自发签署《艺人艺德承诺书》；一些青年演员主动走入体制内，接受更严格的从业约束；还有一批经纪人与演员参加相关培训班。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向大众展示了他们自律的决心与态度。不过，一纸承诺书不是从业通行证，一次短期培训更无法为个体“背书”。我们更期待的是多方参与，以思想价值为引领，对文娱全产业链、创作生产全过程进行有效监管。

但任何一个市场实际都需要存在一定的流动性，信贷资产市场也不例外。比如当一家银行的不良率临近年末因突发事件超过可以容忍的指标时，这时需要通过发放新的贷款来做大贷款规模以降低不良率。比自行发放贷款更快的办法是从市场上直接买入信贷资产。但如果市场没有流动性，那么银行不可能通过购入信贷资产的方式来快速调节信贷资产总额。除了举例所讲的银行可能需要调节不良率外，商业银行也需要通过贷款规模来调节LCR流动性监管指标，绿色或普惠贷款占比以及行业占比等。在这些场景中，银行都需要信贷市场存在一定流动性。商业银行需要找到一种可以买卖的信贷资产，它必须同时具有信贷属性和流动性。

　　　　桐城派的文章风格显现出“体和而正”的美学特质。桐城派作家多有为师的经历，这让他们普遍对于典范颇为尊崇。从纯洁语言的角度，方苞以为：“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苏惇元《方苞年谱》）雅洁实际上不仅是文字的不俚不俗、简要精练，还应当明于体要，所载之事不杂，由此形成文章气体雅洁之貌。严格说来，“雅洁”说是方苞“义法”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雅洁”本身的自足性、和谐性而言，又构成独立的理论范畴。桐城派作家不仅辨语体，还辨文体。姚鼐分类编纂古文辞，每一类既讲源流，又选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其对“传状类”概括道：“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刘大櫆以文人作传为侵占史官之职，只有韩愈、柳宗元书写底层且有寓意的文章不受此限制。姚鼐也受到了这种传统的影响，如为礼亲王永恩作传就颇感为难，《与吴敦如》书信道：“藩邸之传，本应史臣裁著，非职元不当为。若云家传，亦觉不妥。意欲改为神道碑文，但加一铭词耳。”总体说来，桐城派作家的文章，无论是论辩类、序跋类，还是碑志类、杂记类，多先求文体雅正，再求语言雅洁，遵从规范的同时，又创造一系列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