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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尚武雄强。如《大唐诗人行》书中所写，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夏天，李靖将突厥颉利可汗押至长安。李世民将颉利可汗大骂一通，颉利“哭谢而退”。当时，李渊早已退位当了太上皇，但听说这个好消息后，他仍然在凌烟阁摆酒庆贺。李渊弹琵琶，李世民跳舞，用一场盛大的狂欢，来洗刷被突厥欺辱的往事，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随后，唐朝又派兵攻占西域诸国，势力直达葱岭以西，与波斯、印度相接。李世民的“天可汗”名副其实。唐代的边塞诗，大开大阖，气象万千。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等，都特别有感染力。

“集字”最早就是一种书法术语，主要指利用前人书法字迹而萃次集成书法作品，显示出对于书法经典的重视。历史上有两次集字行为具有开创性和示范性意义。据传南朝梁武帝萧衍收藏了一些王羲之法帖，从中挑选了一千个尤其出色的字，令殷铁石钩摹出来。但是，这一千个字杂乱无序。梁武帝要求周兴嗣将其缀连成一篇文章。周兴嗣竭尽心智，编成了四字一句的《千字文》，文意通畅，朗朗上口。另一则有名的集字发生在唐代贞观末年，唐太宗为玄奘译经写“序”，太子李治为此写“记”。京都长安寺庙公推僧人怀仁以王羲之行书集字。怀仁深谙书道，他借来内府所藏王羲之字迹，一一择字摹写，历时二十五年，方才缀成碑文，汇总勒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集王圣教序》。前者是“集字成文”，后者是“据文集字”，都凸显了对于书法的注重。

　　　　比如，针对莫高窟晚唐第156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以下简称《出行图》）的研究就能确切地反映这一点。《出行图》表现的是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率军出行的场景，其中两处出现乐舞内容，分别是鼓吹前导和伎乐队舞，这些内容能够与前述敦煌文献P.3773V《凡节度使新受旌节仪》中的记载对应，加之目前可以通过P.4640V《归义军己未至辛酉年布纸破用历》、P.4995《社邑修功德记》等文献确定敦煌地区管理乐舞的官方机构为乐营。因此，《出行图》中所绘乐舞活动应该就是乐营组织实施的。此外，在《出行图》中出现了鼓类乐器，尤其是鼓吹前导使用了大鼓，而敦煌文献P.2641《丁未年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呈设宴账目》中有造鼓木匠的记载，S.1366《使衙油面破历》还出现与造鼓相关的其他工匠，如造鼓床木匠、画鼓画匠等。宴社司又是归义军下设负责使客、修造、佛事、助葬等宴设和食料供应机构。因此，综合图像和文献基本可以确定《出行图》中的大鼓就是由归义军乐营组织工匠制作的，工匠每天的食料则由宴社司负责供给，而且当时造鼓已具备相对专业和细化的制作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