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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论证周公制礼作乐，往往引用《左传·文公十八年》中太史克回答鲁宣公的话：“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周礼》或为周公所作礼书或与礼相关的篇目，说明周公确有制礼的举措。但太史克同时还说到周公作《誓命》，与《周礼》强调“则”也就是礼则的重要性不同，《誓命》称违背礼则者罪名为“贼”，掩藏违背礼则者罪名为“藏”，主张均应处以常刑。《周礼》所论属礼治，《誓命》所论属刑治，故严格说来，根据太史克的说法，实际应该称为周公制礼作刑。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也说：“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周官》或与太史克所说的《周礼》有关，从内容看，应是讲官职设置，以及为官者的行为规范。《立政》见于今文《尚书》，除了讲选用官员外，还论及刑罚的重要性。故周公的施政方案，既包括设立官职，规范官员行为之积极的一面，也包括惩罚违背礼则之消极的一面，与太史克所说是一致的。

信用证这种商业交易中的安排，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古罗马法明确了商品与货币交换过程中可采纳文字书写的信用证件，以表示交换双方的商业信誉，这为信用证的产生提供了法律基础和理念雏形。中世纪时，欧洲的商人从事长途跨国贸易时，面临诸多风险，当时的意大利商人在与远东等地的贸易中，开始使用个人或银行出具的书面承诺来保障交易，这便是信用证的早期缘起，信用证的出现为解决跨地域贸易中的信任问题奠定了基础。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为了解决工业革命带来的大量国际贸易中买卖双方互不信任的问题，信用证作为一种支付工具被真正引入国际贸易。在信用证的保护下，不在交货现场的买卖双方实现了在履行合同时能处于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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