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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套行政体系,“因俗而治”推行初郡政策。西汉中期以前,以滇池为中心的云南滇中地区是司马迁笔下的古滇国。1956年石寨山古墓群“滇王之印”的出土印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元封二年汉武帝在滇国设立益州郡的史实:“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2019年,河泊所遗址出土“滇国相印”封泥,表明汉武帝在设立益州郡后,“滇国”依然存在,除了滇王被封赐,朝廷还任命了“滇相”。2022年以来出土的简牍中,“滇国”“滇相”“滇丞”“滇廷”等记述进一步表明了益州郡设立后,汉朝分别设置了以滇王和益州太守为首的两套行政治理体系,对西南边疆进行郡县制治理的同时实行“因俗而治”“复长其民”的初郡治理机制。初郡政策给崭新的益州郡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较好地处理了滇国旧俗和郡县新制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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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随着纯菌种段木栽培和代料栽培技术的发明,传统剁花法因产量低、生产方式落后而逐渐被取代,大批菇民开始从事其他非农产业,实现职业角色转移。笔者在走访调查中发现,早期凡有过外出制菇经历者,目前年龄基本在60岁以上,以传统剁花技艺为纽带的农业生产模式与民俗文化活动正快速退出历史舞台。截至目前,香菇砍花技艺、菇民戏和菇民防身术已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作为一项独具特色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蕈山话”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也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除了鼓励语言学者对“蕈山话”进行抢救性的记录和保存外,政府、媒体等相关部门还需提供政策支持和舆论引导。只有积极调动政府、学界与社会大众等多方力量,才能真正实现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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