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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理解周公制礼作乐，除了区分广义、狭义的礼之外，辨析礼与刑的关系也至为关键。据学者考证，礼与刑的来源不同。礼起源于宗教祭祀，处理的是氏族内部的关系；刑起源于战争，主要用于对付外族。一开始礼与刑是独立发展的，后随着部落联盟和国家组织的出现，礼与刑由分走向合，礼要扩大到整个文明共同体，刑也要处理国家内部的矛盾。由于周人完成了由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转变，其信奉的天或上帝是道德性的至上神。天不是关注祭品的多少，而是人间的德，只有敬天保民才能获得天命，获得人间的统治权。故周人特别重视德，主要用德进行统治。德是抽象的，作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周人称为典、彜、则，而典、彜、则后来被称为礼。周人重视德，也不忽略刑，据《尚书·康诰》可知，周人已把刑用于氏族内部，惩罚危害氏族共同体的行为，包括：一、杀人、抢劫、偷盗的非法行为。二、不孝、不友等违背宗法伦理的行为。三、阳奉阴违，抗拒君上命令的行为。其中最严重的罪行是不孝、不友，被称为“元恶大憝”。但孝、友作为德主要靠教化和自觉，刑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故周人实际是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主张“明德慎罚”（《尚书·康诰》），德主刑辅。后人只注意到周人“明德”的一面，忽略或回避其“慎罚”的一面，将周公的创制称为制礼作乐，似乎周人仅仅是以礼乐为治，显然是不全面的。其实周公不仅制礼，还作刑，称为制礼作刑可能更合适。

距今2.8万年至2.4万年，已经采用压制法进行剥片，是目前东北亚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采用压制法剥制细石叶的遗址之一。“2024年，我们还发现了一组人工石圈遗迹，初步分析应为古人类简易棚屋遗存。”徐廷说。

　　　　二是对于“季氏飨士”孔子受阻事件，以往多未深究，视作偶然事件，或以为只是阳虎个人行为。如今看来阳虎的态度，其实代表了曲阜当政者的看法。孔子士的身份既不被承认，其享受已故陬邑大夫福利荫庇的可能性，也就微乎其微。这从《论语·子罕》子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可以得到佐证。由此反思孔丘的少年生活和身份地位，不难发现：无论在曲阜当政者眼中，还是在事实上，居宋之前的孔丘，只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庶人，并不属于贵族士阶层。这样的履历对其思想情感与学说体系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