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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一篇由研究萤火虫、蜘蛛的专家合作发表的论文，揭示了节肢动物行为的复杂性，即蜘蛛会操纵并利用其猎物萤火虫的物种求偶信号，搞起“网恋”“杀猪盘”，把猎物骗进来杀掉。这项由华中农业大学付新华教授团队与湖北大学李代芹、张士昶教授团队合作研究的成果，获得菠萝科学奖生物学奖。

陈叙良：博物馆和纪录片都在转型，博物馆有新的展陈方式，纪录片有新的拍摄手法，“老一套”吸引不了年轻观众。博物馆和纪录片气质很搭，娓娓道来，又煽情又克制，双方可以相互成就。博物馆欢迎通过纪录片来传播知识、传递价值观，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

　　　　在当代，由经学角度切入孟子研究仍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学者会强调孟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即他对尧舜禹汤到孔子、曾子、子思这一脉“道统”有完美的继承，《孟子》与先王之典（《诗》《书》之类的“五经”）及圣贤之作（“四书”中的《论语》《中庸》等）在内蕴上是相统一的，要在“四书五经”的系统中理解《孟子》。这种理解自有其理论依据，无法轻易否认，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仅将孟子放置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这一历时性脉络中来理解，必然是不全面的。孟子之所以成为孟子，亦在于他与同时代的杨墨后学、告子、宋子、许行门人等先秦诸子相互辩论而进一步地确立了自身的立场。孟子与孔子、曾子、子思在学说上有所差异，正因为他们面临的具体时代课题不同、面临的论争对手不同，百家争鸣对诸子学说的塑造作用绝不可小觑。“新子学”注意到这种作用，故主张用一种平等的眼光看待孟子的理论对手，对他们的论点同样给予深入的剖析与同情的理解，继而扩大范围，将目光转向儒家的荀子及道家、法家诸子等等能与孟子形成对照的学者，在对比中更深入地了解孟子在先秦诸子中的定位。这种基于先秦诸子群体内在共时性结构的孟学研究途径体现着子学的本位，它与前述在历时脉络中理解孟子的经学式做法恰可相互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