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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变化也可以换一种视角去认知。例如中国画中的人物线描，常被评价为“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其实这种绘画风格，不仅可以在纸上表现，还可以在雕塑上呈现——将该风格的纹理应用于雕塑，其载体就从绘画的纸质品扩展至雕塑的石头、泥巴等，实现了同种艺术风格的创作载体拓展。当然，从其他艺术形式反哺绘画，道理也是一样的。举这个例子，我是希望今天的艺术工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能够对材料保持敏感。无论是传统的水墨，还是铜、铁、木材、亚克力、树脂、硅胶等新的材料，都可以应用到创作中来。艺术家们利用各种材料，围绕某种风格，转变载体，就可能形成创新。

甫一步入景区，绿意便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透着湿润的清凉。金朝晖介绍，五龙河景区植被覆盖率极高，是郧西旅游的必打卡地之一。除本地居民外，还常有来自陕西、甘肃、宁夏、河南等地的游客前来游玩，年游客量曾达到45万人次。

　　　　从敦煌学专家李正宇、林聪明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来看，学仕、学仕郎、学士郎、学士童儿这些不同称谓均为中古时期敦煌学子的自称，且早期多自称为学生，后期多自称学仕郎，这一现象与敦煌所出《太公家教》《开蒙要训》《论语集解》《孝经》《王梵志诗》等诸多带有学子署名的其他写本文献题记情况较为一致。综合来看，学仕、学士郎、学士童儿等称谓与学仕郎也都大致意义相仿，均为尚且处于初级学习阶段的学生群体。敦煌的学生群体不论是在寺学还是私学、官学，其学习教材大抵相似，且寺学教学水平应当亦有不低于官学水平者，这一点从曹元深等归义军统治者子侄曾就读寺学的题记中就可以得知。结合学仕郎题记有确切纪年者基本为850年至986年之间、正处于敦煌归义军统治时期这一特点来看，中原流行诗歌《秦妇吟》能在多种性质的学校里成为学生们学习的教材，说明《秦妇吟》在敦煌地区被以教书先生为代表的当地民众广泛接受且高度认可，说明在中原地区十分流行的《秦妇吟》，同样在敦煌地区广为传播，甚至走入课堂，成为学童们的教材，体现了两地思想文化的高度一致性。实际上，敦煌的学校教育也是十分严格的，题记杂写中常常可以看到学童关于学习的打油诗，或自谦或自强，而且能够与敦煌壁画彼此呼应，共同体现出当时敦煌学校教育场景的真实历史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