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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周公的文治武功，实际存在两种叙述，一种是“明德慎罚”，这是周公的主张，出现比较早，后人将其概括为德主刑辅。一种是制礼作乐，主要见于成篇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逸周书·明堂解》和《礼记·明堂位》，以及成书于汉代的《尚书大传》。需要说明的是，春秋以前的现存文献，礼字的使用还不普遍。西周政治、伦理的核心概念乃是德，作为法则称为典、彝、则，礼即是对典、彜、则的概括，是由后者发展而来。故若换作后来的语言，明德慎罚实际也就是制礼作刑，其与后人津津乐道的制礼作乐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制礼作刑是周公的执政方针，涉及礼制建构、司法审判等，而制礼作乐则是周公平定天下后的庆典仪式。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有了制度性的制礼作刑，才可能有礼仪性的制礼作乐。但从后来的叙述来看，人们恰恰将二者混同起来，并用制礼作乐来称颂周公的政治业绩。及至宋元明清，周公制礼作乐已经成为一种书写模式。如《唐会要》说：“周公践极，制礼作乐，功比帝王。”《元史·礼乐志》载：“前圣之制，至周大备。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而教化大行，邈乎不可及矣。”乃至于后世的统治者想宣示自己的丰功伟绩，也要效法周公制礼作乐了。这时所说的礼显然已不只是狭义的庆典仪式，而是制度的极大完备。但这样便存在着一个矛盾，“制礼”需要以政治安定为前提，而要做到政治安定又离不开德（礼）与刑。这说明以往学者用制礼作乐来概括周公的文治武功并不恰当，相反，制礼作乐需结合制礼作刑才可以得到解释和说明。

　　　　而在“海上奇峰”展和“从上海出发”展中，借来的“有效”展品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海上奇峰”展首次将吴湖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主题创作推至展览焦点，引人关注这位海派艺术名家的家国情怀，而现身展览的《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跃进》等一批主题画作，均来自上海中国画院。“从上海出发”展汇集的254件/组油画、实物和文献，除来自上海各大文博艺术机构外，还从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学院、广东美术馆、浙江美术馆、山东美术馆等十多家外地机构广泛借展，从上海视角出发，回望乃至全面梳理百年中国油画史。借来的每一件作品都大有来头，以及展出的理由。例如，吴法鼎尽管让大众感到陌生，却是将近代西画传入中国的先驱人物，此次借自中国美术馆的《海滨》，是他可考的仅四幅存世作品之一。人们熟悉徐悲鸿的奔马国画，而此次借自上海博物馆的《康有为像》则是徐悲鸿的油画，也是中国油画早期佳作，此前鲜少与观众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