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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梭人博物馆讲解员纳措原本用借来的电脑学习打字，也不会作图。她注意到很多游客来售票亭时，会询问馆里有哪些内容，于是主动学习用电脑制作宣传册。从事文博工作不是传承摩梭文化的唯一方式，摩梭人自己也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村里有一个名为尔青次理的小伙子，从昆明返乡创业，研究如何将本地特产高原红米制作成红米米线。他希望通过家乡美食，让更多人认识摩梭文化。不只是摩梭人，欧冠葳期待未来有更多少数民族的年轻人，能够回到家乡讲述本民族的文化。

牛世山在北京大学读硕士时的研究方向就是商周考古，1993年7月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时，导师李伯谦对他的要求是田野考古与学术研究齐头并进。2018年，在各级文物主管部门的推动下，殷墟保护范围内原则上不再批准基建项目，学术目标明确的主动性考古成为主流。2020年殷墟王陵区考古工作重启，牛世山担任领队。

　　　　“集字”最早就是一种书法术语，主要指利用前人书法字迹而萃次集成书法作品，显示出对于书法经典的重视。历史上有两次集字行为具有开创性和示范性意义。据传南朝梁武帝萧衍收藏了一些王羲之法帖，从中挑选了一千个尤其出色的字，令殷铁石钩摹出来。但是，这一千个字杂乱无序。梁武帝要求周兴嗣将其缀连成一篇文章。周兴嗣竭尽心智，编成了四字一句的《千字文》，文意通畅，朗朗上口。另一则有名的集字发生在唐代贞观末年，唐太宗为玄奘译经写“序”，太子李治为此写“记”。京都长安寺庙公推僧人怀仁以王羲之行书集字。怀仁深谙书道，他借来内府所藏王羲之字迹，一一择字摹写，历时二十五年，方才缀成碑文，汇总勒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集王圣教序》。前者是“集字成文”，后者是“据文集字”，都凸显了对于书法的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