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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值得讨论的话题是，在这样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青年们该追什么样的星？怎样去追星？是看脸追流量，还是看能力重人品？是只羡浮华还是脚踏实地？是随波逐流还是独持己见？是惦念杯水风波还是心怀国之大者？这些问号，理应在校园之外的地方得到更有力的回应、更深刻的思考。

当时最难的问题是骑驴找马，实际上没驴也没马，先跑起来，找到什么骑什么，慢慢试，慢慢调整，运气好就碰对了，当然这个运气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基础上的。当时，面临研制的困难还有，一是当时中国的原子弹还没引爆，核潜艇的核反应堆建造还遥遥无期，我们总感觉有点彷徨。二是当时我们谁都没亲眼见过核潜艇，对核潜艇一无所知，是什么样的东西，不知道里面装什么东西，一直到后来我们想办法从国外买来两个儿童版的核潜艇模型玩具，大家才第一次确定了核潜艇的初步参数。三是我们缺乏人才，研发团队中没有一个人从国外学过核潜艇研制技术。四是没有资料，没有任何参考。五是实验设施生产能力相差很远，实验设施基本属于空白，没有计算机所有数据都是用计算尺和算盘完成运算的。同时，国际上对我们进行严密物质和技术封锁等等。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豪迈气概，激励我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这是民族自信心的胜利。

　　　　党项族在隋唐时期居住在青藏高原东麓的川西一带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旧唐书·党项传》记载当时党项族“死则焚尸，名为火葬”，可见当时党项族丧葬的简约。党项族在唐代北上迁徙至今陕西北部、宁夏、内蒙古西部和河西走廊一带，逐渐发展壮大。近年在陕北和内蒙古交界处出土了一批唐代至宋初党项族贵族的墓志刻石，反映了当时党项族吸纳了中原地区的丧葬形式，将土葬和火葬结合，其上层实行墓志铭制度，葬礼有大量番、汉人员共同参加，表现出不同民族之间密切交往的融洽关系。党项族势力不断壮大，先后被唐、五代各朝、宋朝封为节度使。后自立政权，先后被宋、辽、金朝封为夏国王、夏国主。至李元昊时自立为帝，设官任职。在丧葬方面也效法中原，形成西夏陵寝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