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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义的人文经典包括古代流传下来的各种正宗性、典范性、权威性和最有价值的一类著作。从这种意义上说，在欧洲，Classics指称的是典范性的著作，Bible或Holy Bible指称的是具有正宗性和神圣的著作（如基督教、犹太教的圣经等）。在中国，儒家信仰的六经、《汉书·艺文志》所称的“六艺”类书籍、四库全书所称的“经部”书籍都是经典，儒家对六经（或六艺）、十三经的注释类著作也是经典；道家《老子》《庄子》《列子》和《文子》等是经典，对它们的解释性著作也是经典；佛家的经、律是经典，解释经律的论也是经典。若对这两类进行区分，最具原创性、正宗性和典范性和被不断解释的可叫元典，对元典进行解释的子学类著作可叫次典，合称为经典。儒家及其信奉的六经在汉代被体制化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就具有了世界观、真理观和价值观的正统性地位。《汉书·艺文志》单列为“六艺略”，使之不同于诸子略和其他略，《四库全书》单列“经部”使之不同史子集三部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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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时期，《孟子》一书所蕴含的义理价值愈发受到儒者的重视，义理是子学的核心关切，唐宋孟学史所出现的重义理发挥的风气可谓是将《孟子》的子书特质充分彰显，尽管此时《孟子》经历了由子入经的演变，但是孟学史中子学式研究的色彩依旧鲜明。中唐时期，李翱着力发展《孟子》中的心性论，重内圣、通天人的《孟子》在义理层面上的优势被重新发现，这成为后世理论家探索《孟子》的关键切入点。晚唐时期，则有林慎思作《续孟子》一书，依据孟子的核心主张、套用其文体形式而衍生出新文本，他能直探孟子仁政等学说的主旨并以己意发挥之，这显然不同于前代赵岐等注《孟》者据于文本为之训诂的方式，其重心显然已转向更深的义理层面。宋代学术对义理更为重视，宋代理学家对心性、宇宙等问题的认识更是达到了新高度，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精密思想体系。而《孟子》则给他们提供了理论资源，他们同样将孟学的义理思辨维度推向新高峰，比如以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来发展孟子性论、以“明理”来解释孟子“知言养气”等尝试，这些成果对孟子学说的义理规模是一次重要扩展。合而观之，无论是唐儒据《孟子》主旨续写《孟子》的文本，还是宋儒重构《孟子》的概念与体系，他们都以义理为依凭而进行自主的发挥与创造，使孟子思想得到了新的生长，这种做法与诸子时代诸子后学扩展子书、衍生新论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是子学作为义理之学所必然导向的现象，在这层意义上，我们说“由子入经”的唐宋孟学仍有子学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