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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强化产权保护中的法治意识，确保执法和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蔡曦蕾认为，要通过加强和完善监督和审查机制，明确规范行政执法标准与司法裁判标准的衔接，推动涉产权案件的司法公开透明，从而促进法治化、透明化市场环境建设。

要解开更多太阳之谜，天文学家不仅需要深入剖析其物理原理、建立数学模型，还需不断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正如张洪起在他的专著《太阳磁学》中所言：“100个天文学家可能有100个太阳风暴的模型。”他认为，对于无法直接探测的事物，人们自然会产生各种遐想并提出各种新方法，这些遐想和方法因人而异，但都是科学探索进步的驱动力。

　　　　沈从文先生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从文学与文物的关系来说，其实很自然。近年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我想象中，其科目设置应该是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这些门类都与文学有关。“文物”与“文学”，两个词组都有一个“文”字，“文”本身即有多解，“文”与“物”组合，“文”与“学”组合，又有多解。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心”，小说诗歌戏曲归入此中的创作是“文心”，“物”的设计制作同样也是“文心”，本来文物与文学是“文心”相通的，只是时过境迁，二者分离，因此有必要想办法重新拼合。用孙机的话说，“从本质上讲，所谓‘名’者，即文献记载，主要用以说明其社会功能；‘物’者，即具体器物，用以说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论社会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变化。这是两条运动着的线，它们同时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双手并弹。既看到风俗习惯的发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进。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问题就能说清，说得透，作者的文笔也自然而随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们记忆的断简残编也活了。这就是真正的名物学。”这是二〇〇七年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的一段话。我以为，这是孙机对名物研究的精准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