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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放学，三两结伴走在村中巷陌，嬉笑着逗逗熟悉的猫狗，看看溪水中的鱼儿，踢踢晒在路边的玉米、红薯，这曾经是中国乡村常见的景象，也是多少人儿时的回忆，如今，这些在斯宅村还是寻常。自称在城市中“卷不动”的家长带着孩子，在村里一住就是几年。孩子快乐健康，新乡土中国的力量蓬勃向上生生不息。

古往今来，砚台是一种文化符号，于文人而言，犹如镜子之于美人，值得收藏与傍身。“具有书写功能的砚台，还承载着人们的文化寄托与情感，这就对石刻工艺有了更高要求。”闫森林告诉记者，让顽石“会说话”，对手艺颇为考究。

　　　　比如，针对莫高窟晚唐第156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以下简称《出行图》）的研究就能确切地反映这一点。《出行图》表现的是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率军出行的场景，其中两处出现乐舞内容，分别是鼓吹前导和伎乐队舞，这些内容能够与前述敦煌文献P.3773V《凡节度使新受旌节仪》中的记载对应，加之目前可以通过P.4640V《归义军己未至辛酉年布纸破用历》、P.4995《社邑修功德记》等文献确定敦煌地区管理乐舞的官方机构为乐营。因此，《出行图》中所绘乐舞活动应该就是乐营组织实施的。此外，在《出行图》中出现了鼓类乐器，尤其是鼓吹前导使用了大鼓，而敦煌文献P.2641《丁未年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呈设宴账目》中有造鼓木匠的记载，S.1366《使衙油面破历》还出现与造鼓相关的其他工匠，如造鼓床木匠、画鼓画匠等。宴社司又是归义军下设负责使客、修造、佛事、助葬等宴设和食料供应机构。因此，综合图像和文献基本可以确定《出行图》中的大鼓就是由归义军乐营组织工匠制作的，工匠每天的食料则由宴社司负责供给，而且当时造鼓已具备相对专业和细化的制作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