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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现在，塔诺维奇还是更倾向于和“小剧组”合作，“在小剧组里，只要有摄影机、有胶片就可以开拍了。大片就不行。”他说，在一个大剧组里，即便要把摄像机换一个机位，导演本人也不能自己拍板，“还要去跟副导演、摄影指导、制片人商量，然后他们分别做出改动，这样一来很费时间。”

“以前在医院中药房煎药，要么在医院等好几个小时，要么多跑一趟。”患者家属李正明说，现在医院推出了中药代煎煮服务，还能免费为城区患者送货上门。除了便利，就医价格也明显下降。“有些不合理的收费小项目取消了。”李正明记得，以前来住院，喝口医院的直饮水都要花钱。

　　　　在当代，由经学角度切入孟子研究仍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学者会强调孟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即他对尧舜禹汤到孔子、曾子、子思这一脉“道统”有完美的继承，《孟子》与先王之典（《诗》《书》之类的“五经”）及圣贤之作（“四书”中的《论语》《中庸》等）在内蕴上是相统一的，要在“四书五经”的系统中理解《孟子》。这种理解自有其理论依据，无法轻易否认，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仅将孟子放置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这一历时性脉络中来理解，必然是不全面的。孟子之所以成为孟子，亦在于他与同时代的杨墨后学、告子、宋子、许行门人等先秦诸子相互辩论而进一步地确立了自身的立场。孟子与孔子、曾子、子思在学说上有所差异，正因为他们面临的具体时代课题不同、面临的论争对手不同，百家争鸣对诸子学说的塑造作用绝不可小觑。“新子学”注意到这种作用，故主张用一种平等的眼光看待孟子的理论对手，对他们的论点同样给予深入的剖析与同情的理解，继而扩大范围，将目光转向儒家的荀子及道家、法家诸子等等能与孟子形成对照的学者，在对比中更深入地了解孟子在先秦诸子中的定位。这种基于先秦诸子群体内在共时性结构的孟学研究途径体现着子学的本位，它与前述在历时脉络中理解孟子的经学式做法恰可相互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