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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充分发挥示范带动效应。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支撑扩大内需的有力抓手，用好“两新”政策、加大“两重”投入，加快规划项目落地，聚焦科技属性、技术价值、新兴领域，推动落实一批强链补链重点项目，更好发挥投资带动作用。持续提升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质量，不断改进和加强市值管理，支持价值投资、理性投资、长期投资，更好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挥中央企业产业链条长、带动作用强的优势，持续深化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牵头组建产业联盟，高效推进供需对接，带动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新井一二三文集”已有15册。其中，既有作者在中国的旅行记录，也有她作为日本人向中国读者介绍的日本社会、文化、风土人情。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不吝赞美之词：“不是自己的母语而能达到如此造诣，令人钦佩！”

　　　　其次，“子学路径”还应将孟子置于先秦诸子的大系统中来开发孟子思想的文化价值，避免将孟子思想当成独断排他的权威。一方面，“新子学”要在其他诸子的参照下理解孟子，在对比中评定孟子思想的所长与所短，从而综合各家所长来应对当前文明发展中的挑战。另一方面，“新子学”不仅要做综合的工作，更要做创新的工作，“创新”亦是以孟子与其他某一子的对照为基础，不过其目的并非评定孰优孰劣，而是要发现这两种对立立场所共存的“局限性”，从而超越此局限性来创造更新的学说。相较而言，对各家学说的“综合”更接近杂家的传统，超越对立而后“创新”则是先秦大多原创思想家的法门，如孟子同时批判杨墨两派而为儒学开辟新境，庄子超越儒墨的论争而独树“齐物论”之新说。我们当下若欲在开发《孟子》文化价值时继承先秦子学的创新精神，就要展开孟荀、孟庄、孟老、孟韩、孟墨、孟告等一系列的对照，通过一一超越各对立组合来创新理论、适应当下。当然，在超越对立的同时，我们也应善于发现共识，前者有助于我们文明的创新，后者则稳定着我们文明的传承，如前文所提到的诸子关于“治”的共识，在我们文明中有着核心、标识性的地位，《论》《孟》研究亦应强化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