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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四台遗址主要发现了距今10400～6400年间的四期文化遗存：第一期遗存距今10400～9000年，发现包含新旧过渡因素的新石器早期遗存，最为重要；第二期遗存距今7700～7400年，发现素面小平底筒形罐和大口鼓腹筒形罐、石铲等新石器中期遗存，与第一期遗存及周边考古学文化相比较，呈现出新的文化因素，且旱作农业因素突出；第三期遗存距今7300～7100年，发现了典型的裕民文化的遗迹、遗物，是内蒙古高原最南部的裕民文化遗存；第四期遗存距今6800～6400年，发现以大口尖圜底罐为代表的遗存，显示出与更远北方的文化交流与互动。遗址地层清楚、年代明确的多期文化遗存，对建立中国北方新旧过渡至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考古学文化序列，探讨中华文明的孕育过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赵丹举例，西部某省的一所乡村小学，办学规模不足百人，按百人标准核定公用经费，学校一年能够获得的公用经费为10万元左右。而现实情况是：这所学校每年需支出的培训费、电费、临聘工作人员工资、实验实习、文体活动、取暖、交通差旅、仪器设备及图书资料购置、房屋日常维修维护等花费，远超过10万元，很多费用不得不由校长垫付。

　　　　从《碧鸡漫志》到《艺苑卮言》，围绕敕勒歌的经典评论往往会为《敕勒歌》找到一个同时代的对比物，那就是以宫体诗为代表的南朝文学传统。宫体诗的题材是绮丽的、形式是繁缛的、技巧是复杂的，其情趣格调不免坠入颓废腐朽，当然需要另一种自然简洁、清新宏阔的例子予以反衬乃至救赎，《敕勒歌》正当其选。联想到南北朝最终由北方主导完成统一的历史命运，则《敕勒歌》自带的北方属性，无疑可被视为某种统一盛运来临前民族朝气与活力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