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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把礼理解为广义的典章制度，还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周代的典章制度不可能是由周公一人一时制定的，故有学者提出，周代“礼乐”建设存在一个有历史梯度、有文化根柢和有不同阶段的“损益”和“更新”的过程。先是先周传统礼仪的“准备”阶段：它可上溯至公刘迁居豳地时周人的礼俗传统。其后是武王立国礼乐的“旧制”阶段。再后是由周公“制礼作乐”推动的礼乐“新制”阶段（李方元 申娟：《从〈逸周书·世俘〉篇看周初最早的“礼乐”活动——兼及与周公“制礼作乐”的关系》，《中国音乐》2022年6期）。与之相对，有学者则否认周公制礼作乐的真实性，因为周礼“绝非周公旦一人所为，而是经过周朝前期的武王、周公、成文、康王、昭王几代统治者近百年的努力，最后由周穆王‘修其训典’而完成的综合性文化建构过程”（杨华：《先秦礼乐文化研究》）。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和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六安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从党的创立到新中国诞生，六安28年红旗不倒，被誉为“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铸就了大别山精神。上海与六安，两地虽相隔千里，但红色基因一脉相承。

　　　　尉迟寺遗址位于与苏、鲁、豫相邻的皖北地区，是淮河流域规模较大、保存较好、比较典型的一处含有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堆积的新石器时代聚落。这里先后发掘出土7件带有刻画符号的大口陶尊，壁厚多在5—6厘米，重达25—30公斤，在当时是考古发掘的最大陶制品。大口陶尊上的类似符号在大汶口文化中多有发现，集中分布在山东莒县和安徽蒙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