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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学者认为，庙底沟文化时期因为农业的发展，社会复杂化加剧，人口的增长导致文化的扩张，从而促进了彩陶的传播。如果以《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的区域作为参照的话，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即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分布范围与这个区域基本契合，考古学家孙庆伟直言这是“黄帝部落的文化初觉”。

三国时期，墓志尚未广泛应用，再加上盗扰，这让判断墓主人身份成为此时期考古工作的一大难题。此前几座确定墓主人身份的三国墓葬，都依靠的是出土器物上残存的文字信息，如著名的安阳曹操高陵发现有“魏武王常所用”字样石牌、洛阳曹休墓出土“曹休”铜印、马鞍山朱然墓出土写有朱然身份信息的木刺、南京五佰村丁奉墓出土刻有丁奉身份信息的砖地券。此次确认张昭墓的重要依据是M170出土的两方金印。两方印皆为龟钮，阴刻篆文，一为“辅吴将军章”，一为“娄侯之印”。据《三国志》，拜辅吴将军者仅张昭一人，爵封娄侯者仅陆逊、张昭两人，而陆逊于夷陵之战后已改封江陵侯，故两印的主人只可能是张昭。

　　　　2024年12月26日，国家文物局召开的2024年度“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最后一次工作会，发布了河南省洛阳市二里头遗址、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山西省昔阳县钟村墓地、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等4项夏商考古最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