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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22年7月整修开馆以来，如今博物馆原本220万元的债务已经还了100多万元。“这证明了我们做的事情不只好玩，还可以有‘面包’。”让欧冠葳开心的是，在博物馆的文化传播之下，很多本地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思维有了转变，开始参与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

3月11日即2024香港国际影视展开幕日，在香港文体旅局、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宣文部、国家广电总局港澳台办公室、国家电影局、上海市广电局的见证下，阿里大文娱发布“港艺振兴计划”。阿里大文娱董事长兼CEO樊路远宣布，未来5年将在香港剧集、电影、演出和青年人才培养四大领域投入不低于50亿港元。

　　　　从时间上看，敦煌石窟乐舞图像与敦煌石窟营建的上下限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目前石窟考古确定的敦煌开凿最早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中均出现了乐舞图像。在这绵延不绝的石窟时间线上，我们能够归纳出敦煌乐舞图像曲线式更迭的历程，即从早期和隋代的中西融合阶段过渡到唐前期、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继往开来阶段，之后又迎来以西夏和元代为主的推陈出新阶段。乐舞图像是基于壁画，而壁画又是基于洞窟的。尽管不同时期的敦煌乐舞图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但不同时期乐舞图像基本是在各时期石窟整体风格之下发展变化的。如早期弥勒信仰的流行导致天宫伎乐的出现，唐代经变画的大规模绘制使乐舞的主体内容成为经变画乐舞组合，归义军时期壁画绘制的程式化也在乐舞图像中集中呈现，证明乐舞、壁画与洞窟间具有局部与整体的密切关系。总体而言，敦煌乐舞图像和敦煌石窟的发展是大致保持同步的，但乐舞图像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与大的营建史在某些时段并未完全同频共振。比如通常认为晚期的敦煌石窟营建是逐步式微的，但此时的乐舞图像却迎来一个短暂的高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