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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业仪式上，学员代表董文芳发表感言。她首先感谢优酷和成都文旅给了大家一个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大家不仅学到了专业的编剧技能，各位编剧大咖还手把手地教学，让大家针对不同赛道写出不同的作品，少走了弯路。“如果不是拔萃编剧计划，我们这些新人编剧还处于无门无路的状态，不仅‘扶上马’还‘送一程’，让我们这些新人有机会创作出更好的故事。”

一些高校根据教学特色办了高校博物馆。三峡大学的三峡民俗文化馆收藏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那是1944年南京国民政府邀请美国水电工程专家来华勘探后，第一次用图纸、文献系统化科学地规划三峡工程开发计划。这份报告吸引了很多水利电力专业的学生和工作人员来博物馆参观。

　　　　从敦煌学专家李正宇、林聪明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来看，学仕、学仕郎、学士郎、学士童儿这些不同称谓均为中古时期敦煌学子的自称，且早期多自称为学生，后期多自称学仕郎，这一现象与敦煌所出《太公家教》《开蒙要训》《论语集解》《孝经》《王梵志诗》等诸多带有学子署名的其他写本文献题记情况较为一致。综合来看，学仕、学士郎、学士童儿等称谓与学仕郎也都大致意义相仿，均为尚且处于初级学习阶段的学生群体。敦煌的学生群体不论是在寺学还是私学、官学，其学习教材大抵相似，且寺学教学水平应当亦有不低于官学水平者，这一点从曹元深等归义军统治者子侄曾就读寺学的题记中就可以得知。结合学仕郎题记有确切纪年者基本为850年至986年之间、正处于敦煌归义军统治时期这一特点来看，中原流行诗歌《秦妇吟》能在多种性质的学校里成为学生们学习的教材，说明《秦妇吟》在敦煌地区被以教书先生为代表的当地民众广泛接受且高度认可，说明在中原地区十分流行的《秦妇吟》，同样在敦煌地区广为传播，甚至走入课堂，成为学童们的教材，体现了两地思想文化的高度一致性。实际上，敦煌的学校教育也是十分严格的，题记杂写中常常可以看到学童关于学习的打油诗，或自谦或自强，而且能够与敦煌壁画彼此呼应，共同体现出当时敦煌学校教育场景的真实历史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