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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经典中的《诗经》一方面包含与“思无邪”相关的文以载道的观念，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独特的审美观念，包括艺术的创作方式。《周礼》曾提出“六诗”之说：“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其中“赋、比、兴”，涉及艺术创作的方式，在今天依然有其意义。关于“赋、比、兴”问题，从古到今都有不同理解，这里不妨作一简要解释。就“赋”而言，其实际含义是赋予，从思维路向看，它的特点在于从人到对象，也就是说，人赋予对象以意义。就审美的领域来说，自然对象在本然层面上是没有意义的，只有通过人的审美观照、审美艺术创作才能获得其意义。“兴”与兴发相关，《文心雕龙》在谈到“兴”时，曾认为，“兴者，起也”，亦即相关对象引发人的思绪，其进一步的讨论则引向对象所引发的艺术、审美的情感，一方面，情感因物而激发，另一方面，广义的精神也由此激荡；“比”则是比较和比喻，它关乎主体与对象的互动，并由此抒发人的情感，其中既关乎从物到人的作用，也涉及人对物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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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核心论点展现出“以和为贵”的批评主张。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对文章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有形象的描述，又从天地之道演化出诗文之道，指出文章作为天地的精华，亦可分为阳刚与阴柔之美，并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兼具这两种美。虽然姚鼐在审美取向上较欣赏阳刚之美，在实际创作中偏向阴柔一途，但在文学批判中则追求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姚鼐《海愚诗钞序》曰：“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这就是说，创作者可以偏嗜阴阳刚柔其中一个方面，但不可以完全失去另一方面。“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姚鼐此处“贵”的着眼点即在于调和，即刚柔相济。姚鼐的这种认识又深刻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将阴阳两极推演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以气势为太阳之类，趣味为少阳之类，识度为太阴之类，情韵为少阴之类，又以八字为论：“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四年正月廿二日）与姚鼐相似，曾国藩虽然对于古文的风格做了区分，但也讲求雄奇与淡远的调和。姚鼐与曾国藩的这种调和思想又影响到张裕钊和吴汝纶等人。除风格论，姚鼐以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端，“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钞序》）；就诗学主张言，直言“镕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与鲍双五》）。无论是“相济”还是“镕铸”，从根本上讲都体现了儒家“贵和”的思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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