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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9月30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戴纳 记者 郭韶明）9月30日下午，在国新办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司长陈彬斌介绍，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国家基本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的非遗名录体系，一共认定了10万余项非遗代表项目、9万余名代表性传承人，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位居世界第一，我国31个省区市都出台了非遗保护条例。非遗正在成为我们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大队》具有一种娓娓道来、从容不迫却令人潸然泪下的艺术感染力。落泪之后反思，共情最多的无疑是男主程兵那种理想主义的孤勇悲壮英雄形象，他的执着隐忍悲苦，深深地激发了观众内心的正义，以及一丝丝超越现实桎梏的理想火花。

　　　　沈从文先生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从文学与文物的关系来说，其实很自然。近年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我想象中，其科目设置应该是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这些门类都与文学有关。“文物”与“文学”，两个词组都有一个“文”字，“文”本身即有多解，“文”与“物”组合，“文”与“学”组合，又有多解。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心”，小说诗歌戏曲归入此中的创作是“文心”，“物”的设计制作同样也是“文心”，本来文物与文学是“文心”相通的，只是时过境迁，二者分离，因此有必要想办法重新拼合。用孙机的话说，“从本质上讲，所谓‘名’者，即文献记载，主要用以说明其社会功能；‘物’者，即具体器物，用以说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论社会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变化。这是两条运动着的线，它们同时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双手并弹。既看到风俗习惯的发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进。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问题就能说清，说得透，作者的文笔也自然而随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们记忆的断简残编也活了。这就是真正的名物学。”这是二〇〇七年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的一段话。我以为，这是孙机对名物研究的精准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