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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曾撰文指出：《礼记·儒行》记载孔子“少居鲁、长居宋”为真实履历，孔子“居宋”地点，是其先祖宋国孔氏的世袭封地栗邑，即今豫东夏邑县。与此相左的记载或误或伪，均不可信（《孔子“居宋”新说》，2020年5月2日《光明日报·国学》版）。本文探讨其“居宋”的时间和重要意义。

在当代，由经学角度切入孟子研究仍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学者会强调孟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即他对尧舜禹汤到孔子、曾子、子思这一脉“道统”有完美的继承，《孟子》与先王之典（《诗》《书》之类的“五经”）及圣贤之作（“四书”中的《论语》《中庸》等）在内蕴上是相统一的，要在“四书五经”的系统中理解《孟子》。这种理解自有其理论依据，无法轻易否认，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仅将孟子放置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这一历时性脉络中来理解，必然是不全面的。孟子之所以成为孟子，亦在于他与同时代的杨墨后学、告子、宋子、许行门人等先秦诸子相互辩论而进一步地确立了自身的立场。孟子与孔子、曾子、子思在学说上有所差异，正因为他们面临的具体时代课题不同、面临的论争对手不同，百家争鸣对诸子学说的塑造作用绝不可小觑。“新子学”注意到这种作用，故主张用一种平等的眼光看待孟子的理论对手，对他们的论点同样给予深入的剖析与同情的理解，继而扩大范围，将目光转向儒家的荀子及道家、法家诸子等等能与孟子形成对照的学者，在对比中更深入地了解孟子在先秦诸子中的定位。这种基于先秦诸子群体内在共时性结构的孟学研究途径体现着子学的本位，它与前述在历时脉络中理解孟子的经学式做法恰可相互补充。

　　　　在王叶刚看来，新能源汽车保险的价格较高可能是保险行业的一个普遍现象，其产生原因具有多样性，保险公司可能是综合考虑了新能源汽车发生事故的概率、造成损害的严重性等程度，确定了较高的保险费。但从新能源汽车的使用情况来看，其发生事故的概率、事故的严重性等方面，并不当然比传统的燃油车高，因此，对新能源汽车设置较高的保险费，并不合理。保费大幅增长的现象也不合理，新能源汽车的车损与燃油车相比，并不当然更为严重，没有必要进行区分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