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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早期纪时方法，按照郯子的说法，黄帝氏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大皞氏以龙纪，少皞氏纪于鸟等（《左传·昭公十七年》）。当人类掌握了圭表测影以定时节的技术后，就把握了太阳运行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整合其他天象物候知识，二十四节气逐渐定型，以观察太阳周年运动形成的知识体系最终胜出。朝日夕月，太阳月亮成为信仰对象。其后即使“腐草为萤”“雀入大水为蛤”等不符合事实，但圭表测影技术的先进性保证了二十四节气知识系统整体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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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时间上看，敦煌石窟乐舞图像与敦煌石窟营建的上下限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目前石窟考古确定的敦煌开凿最早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中均出现了乐舞图像。在这绵延不绝的石窟时间线上，我们能够归纳出敦煌乐舞图像曲线式更迭的历程，即从早期和隋代的中西融合阶段过渡到唐前期、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继往开来阶段，之后又迎来以西夏和元代为主的推陈出新阶段。乐舞图像是基于壁画，而壁画又是基于洞窟的。尽管不同时期的敦煌乐舞图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但不同时期乐舞图像基本是在各时期石窟整体风格之下发展变化的。如早期弥勒信仰的流行导致天宫伎乐的出现，唐代经变画的大规模绘制使乐舞的主体内容成为经变画乐舞组合，归义军时期壁画绘制的程式化也在乐舞图像中集中呈现，证明乐舞、壁画与洞窟间具有局部与整体的密切关系。总体而言，敦煌乐舞图像和敦煌石窟的发展是大致保持同步的，但乐舞图像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与大的营建史在某些时段并未完全同频共振。比如通常认为晚期的敦煌石窟营建是逐步式微的，但此时的乐舞图像却迎来一个短暂的高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