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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经过持续的搜救，大周于2月6日凌晨4时30分左右，在水下16米深的一处溶洞气室内被找到，并被成功救出。在出水上岸的第一时间，大周向搜救人员说：“帮我再找一下我的学生小周。”他还转身试图下水，不过被搜救人员拉住，送往了医院。

张昭，字子布，彭城（治所在今江苏徐州）人，少好学，善隶书。东汉末年，避难至江东，为孙策辟为长史、抚军中郎将，深受信任，“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孙策临终前，以弟孙权托付予张昭。孙权即位后，张昭倾力辅佐孙权治理江东。建安十三年，曹操引大军南下荆州，张昭曾主张投降，自此失去孙权的信任。孙权称王后，众人认为张昭应为丞相，但孙权以张昭性刚，不用。孙权称尊号，张昭以老病，上还官位及所统领，更拜辅吴将军，班亚三司，封娄侯。吴嘉禾五年（236），张昭卒，年八十一岁，谥曰文侯。《三国志》卷五十二有传。

　　　　从敦煌学专家李正宇、林聪明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来看，学仕、学仕郎、学士郎、学士童儿这些不同称谓均为中古时期敦煌学子的自称，且早期多自称为学生，后期多自称学仕郎，这一现象与敦煌所出《太公家教》《开蒙要训》《论语集解》《孝经》《王梵志诗》等诸多带有学子署名的其他写本文献题记情况较为一致。综合来看，学仕、学士郎、学士童儿等称谓与学仕郎也都大致意义相仿，均为尚且处于初级学习阶段的学生群体。敦煌的学生群体不论是在寺学还是私学、官学，其学习教材大抵相似，且寺学教学水平应当亦有不低于官学水平者，这一点从曹元深等归义军统治者子侄曾就读寺学的题记中就可以得知。结合学仕郎题记有确切纪年者基本为850年至986年之间、正处于敦煌归义军统治时期这一特点来看，中原流行诗歌《秦妇吟》能在多种性质的学校里成为学生们学习的教材，说明《秦妇吟》在敦煌地区被以教书先生为代表的当地民众广泛接受且高度认可，说明在中原地区十分流行的《秦妇吟》，同样在敦煌地区广为传播，甚至走入课堂，成为学童们的教材，体现了两地思想文化的高度一致性。实际上，敦煌的学校教育也是十分严格的，题记杂写中常常可以看到学童关于学习的打油诗，或自谦或自强，而且能够与敦煌壁画彼此呼应，共同体现出当时敦煌学校教育场景的真实历史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