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数字报头版每日闲情纪念版V11.17.8-湖北之窗
当然，随着程朱理学的《孟子集注》在元明成为科举时应答的标准，它亦确立了近乎经学的地位，人们渐以权威视之，其僵化的趋向也愈发明显，而心学一脉的崛起则再次释放了《孟子》原本作为子书的活力。前文提到子学传承者与先秦诸子具有相近的实践经历，所以他们对于诸子与子书不以权威视之，双方有一种平等的、近乎知音的关系。而心学家面对着已然成为经书的《孟子》，他们仍然能高扬自身的道德主体性，欲发明自己本心来遥接先圣，与之实现精神上的会通，这显然有着子学传承者的气质。既然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实践活动便是先圣真精神的展现，自己阅读经典时偶然间契合于己心处才是最有价值的内容，由此“六经注我”从最初的理论命题发展为诠释模式，这在《四书评·孟子卷》《四书遇·孟子卷》等晚明孟学著作中都有所体现。此时已归入经学的孟子学获得了新气象，在当时的经书研究中独树一帜，而这又与子学式传承模式密不可分，在这里，经学与子学互补而相得益彰的规律再次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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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图的绘制时间，祝勇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看法。根据宋徽宗在画上所题的“清明上河图”五字，以及加盖的印章，学界通常认定它绘制于宋徽宗时期。但祝勇认为：《清明上河图》的风格与宋徽宗的喜好不符，作者更不大可能以它来进呈给皇帝，向他进谏。从绘画的风格与时代背景来看，它大概率是产生于宋神宗年代并进入内府，同时与王安石变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宋徽宗时期，宋徽宗把它赏赐给了对自己登上皇位有恩的向氏家族，从而由内府流入民间，这才开启了这幅旷世之作在人间的传奇旅程。
广州日报数字报头版每日闲情2016年，有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关于国内卷烟包装采用大幅图形警示的建议》。国家烟草专卖局在答复时称，《公约》未强制要求采用图片警示。“对图片警示用‘可采取’而不是‘应采取’的写法，亦体现了兼顾各国不同国情、不同立场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