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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涉及“大女主剧”的核心症结：“大女主剧”的女性塑造颇多徒有其表、名不副实，名为“大女主”，实则“小女人”。无论是《花千骨》中的虚构仙侠“大女主”花千骨，还是《那年花开月正圆》中的历史人物“大女主”周莹，女性角色的启蒙仍然由男性角色、男性秩序引导和完成。花千骨几乎以其师父为人生灯塔，而周莹也是通过养父、公公、丈夫等男性的引领完成自身的社会化。在具体的成长过程中，这些女性的拼搏也离不开一圈男性爱慕者的协助。男性的英雄救美使得这些倔强顽强的女性角色瞬间被打回“灰姑娘”的原形，女性塑造仍然没有从“拯救与被拯救”的对男性的依附关系中独立出来。

可见，耽改剧的大规模跟风，并不是题材过热那么简单，更涉及价值导向问题。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一方面可能对青少年价值观与审美形成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可能让行业创作走向功利与投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文艺观都有所冲突。如何对这种文艺新业态进行监管，都是考验主管部门的智慧。

　　　　“电视问政”类节目基本都有上述属性，由政府部门自上而下推动。例如，据《南方周末》报道，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的开播，是因为有企业反映在武汉办事难，“政务环境不佳”，时任市委书记在看完武汉市投资环境调研报告后“彻夜难眠”，继而推动武汉市开启针对官员的“治庸问责”行动，并将其整改成果通过年底的《电视问政》节目面向公众直播汇报。据《新京报》报道，最近引发公众热议的《问政山东》，是时任山东省委书记为整顿山东官场作风，点名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