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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进一步加强协同、发挥出“1＋1＞2”的政策效应，也将成为今年重要的政策看点。货币政策将为政府债券发行等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通过国债买卖、买断式逆回购等工具，助力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体现实效，共同支持稳增长与调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兰州银行和郑州银行的市盈率和市净率、低股价走势相反，出现了高市盈、低市净率和股价走势走低的情况。如郑州银行的市盈率为14.41，远高于其余上市城商行，市净率为0.43，是42家银行的倒数第四，且该行股价年涨幅仅有5.97％。郑州银行三季报显示，报告期内，该行实现营业收入90.41亿元，同比下降13.71%；实现净利润22.89亿元，同比下滑19.65%，在42家A股上市银行中，该行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下滑幅度最大。今年6月，郑州银行公告称，收到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的《股东质询函》，被质疑自2019年后连续4年盈利但未进行现金分红。公告中回应，对于中小银行来说，外部渠道补充资本能力较为有限，内源性的资本补充是保证资本充足、特别是核心一级资本充足水平的重要途径。这意味着郑州银行股等类似情况的盈利能力可能被高估，存在泡沫风险。

　　　　早在汉代，注《孟》者赵岐已尝试将孟学与经学结合，他指出孟子擅长《诗经》《尚书》，《孟子》能与五经相互发明，并提到汉初曾为之置传记博士（详见《孟子题辞》）。如果说汉儒在强调《孟子》与先王之典的统一性，那么宋儒的“道统说”则宣扬孟子与先王之道的贯通性。汉儒仅限于强调《孟子》羽翼六经的地位，宋儒则基于道统理念已然将《孟子》升格为经，并在元明获得官方认可后完全固定了下来。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孟子》入“经”后，《孟子》研究成为经书研究活动的一部分，但《孟子》研究凭借着自身固有的子学色彩给经书研究的风貌带来了一些新变：之前的经学注重师法与家法，特别强调经书文本与内涵在传授过程中的稳定性，到了宋代，《周易》《春秋》等经书的研究已然转向义理的发挥，只是其中的象数、史事对相关发挥仍构成限制，而《孟子》作为一种偏重义理的诸子类著作，宋代解《孟》者可根据义理有更加自主的发挥，由此使经学风貌变得更加深邃通脱。这种相得益彰的经子关系亦是“新子学”所要着力阐发的学术史图景，由此扭转《汉志》所确立的“经尊子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