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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日本武装运输船里斯本丸号押运1816名盟军战俘从香港前往日本，由于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未在船上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旗帜或标志，途经中国浙江舟山海域时被美军潜艇击沉，200多名中国渔民挺身而出，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划着小舢板一次次冲向大海，最终救下了384名盟军战俘。《里斯本丸沉没》讲述的就是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该片上映后，截至12日16点，豆瓣开分高达9.2，在今年院线电影中暂列第一。

杨栋表示，如果劳动者认为低温津贴未得到落实，可以向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举报，由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责令改正，也可以寻求工会帮助。此外，劳动者还可以向市民热线进行投诉，监督低温津贴政策的执行。“只有多管齐下，才能更好地保障户外劳动者的权益，让他们在寒冷的冬日里感受到温暖和关怀。”（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桐城派的核心论点展现出“以和为贵”的批评主张。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对文章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有形象的描述，又从天地之道演化出诗文之道，指出文章作为天地的精华，亦可分为阳刚与阴柔之美，并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兼具这两种美。虽然姚鼐在审美取向上较欣赏阳刚之美，在实际创作中偏向阴柔一途，但在文学批判中则追求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姚鼐《海愚诗钞序》曰：“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这就是说，创作者可以偏嗜阴阳刚柔其中一个方面，但不可以完全失去另一方面。“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姚鼐此处“贵”的着眼点即在于调和，即刚柔相济。姚鼐的这种认识又深刻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将阴阳两极推演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以气势为太阳之类，趣味为少阳之类，识度为太阴之类，情韵为少阴之类，又以八字为论：“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四年正月廿二日）与姚鼐相似，曾国藩虽然对于古文的风格做了区分，但也讲求雄奇与淡远的调和。姚鼐与曾国藩的这种调和思想又影响到张裕钊和吴汝纶等人。除风格论，姚鼐以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端，“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钞序》）；就诗学主张言，直言“镕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与鲍双五》）。无论是“相济”还是“镕铸”，从根本上讲都体现了儒家“贵和”的思想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