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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对中国人来说，牙牙学语时，唐诗给予了孩童关于世界最初的想象；人到中年，唐诗又赋予生活际遇、人生况味恰如其分的表达，常在言谈间成为不经意的“嘴替”。可以说，唐诗是编写进中华民族基因的文学代码，节目正是抓住生生不息的“唐诗之路”，大胆创新，巧用视听语言及多元化呈现视野，推动当下年轻人与传统诗词审美共振，更好感悟中国文化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武家璧根据卜辞的大意，断定其中的“至南”不是指一般的到达南方或者偏南，而是指日出方向所能到达的“南之至极”，也就是文献记载中的“日南至”，即“冬至”。通过实测确定“日出至南”在三旬之首“甲子冬至”，还通过查表得到符合这一天象条件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1249年，为商代武丁时期。

　　　　沈从文先生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从文学与文物的关系来说，其实很自然。近年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我想象中，其科目设置应该是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这些门类都与文学有关。“文物”与“文学”，两个词组都有一个“文”字，“文”本身即有多解，“文”与“物”组合，“文”与“学”组合，又有多解。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心”，小说诗歌戏曲归入此中的创作是“文心”，“物”的设计制作同样也是“文心”，本来文物与文学是“文心”相通的，只是时过境迁，二者分离，因此有必要想办法重新拼合。用孙机的话说，“从本质上讲，所谓‘名’者，即文献记载，主要用以说明其社会功能；‘物’者，即具体器物，用以说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论社会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变化。这是两条运动着的线，它们同时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双手并弹。既看到风俗习惯的发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进。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问题就能说清，说得透，作者的文笔也自然而随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们记忆的断简残编也活了。这就是真正的名物学。”这是二〇〇七年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的一段话。我以为，这是孙机对名物研究的精准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