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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鸣与欢声，天籁与人籁，有声与无声，所有的这些声音层面在陶渊明笔下都指向一个更高远的范畴，那就是“自然”。陶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记载了他外祖父孟嘉的一则佚事：“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这其实也代表了他自己的思想。琴瑟类的弦乐器与笛箫类的管乐器相比，制作所需的原材料种类更多，制作工艺也更为复杂，这样也就更少自然的真趣而多人工的机巧。而歌唱所依托的是人自身的喉舌唇齿，反求于己，不假外物，因此比笛箫等又胜一筹。这种观念和《庄子》中抱瓮丈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的说法是一致的，实质仍是对自然本真的看重和坚守。《老子》《庄子》中都反复强调“自然”：“人法地，地法天，道法自然”，“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陶渊明也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庆幸自己归耕田园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陶渊明诗意地栖息于声音世界当中，“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归去来兮辞》），欣然走过四时，坦然面对生死。他的声音观和他对声音的叙写，是他人生旨趣与生命哲学的真实显现，也从某个侧面体现出他对中古文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种建荣介绍，为进一步揭示周原遗址商周时期聚落结构，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周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以寻找墙垣体系与先周文化大型建筑为重点，通过“大范围追踪性钻探”与“重点部位针对性发掘”，实现了聚落考古的重要突破，取得了一系列考古成果——发现了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群以及西周时期宫城、小城、大城三重城墙，出土了200余片卜甲、卜骨，初步辨识出刻辞180字，这些甲骨文涉及天文历法、历史地理等方面，对解开相关历史谜题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