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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囊团内的人员不是一成不变的，流动随时发生。景梓欣曾有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求职期间有个朋友帮忙改了很多次简历，是她的职业发展智囊。后来这个朋友总是找景梓欣免费借用相机，“他总找我帮忙但从没表示过感谢，找他出来玩他也不来”。渐渐地，二人不再联系。

198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提到，整理古籍方面的专业人才“有许多分配不对口，有的需要收回来，安排到整理古籍的各专门机构”“一些分散在各地的整理古籍的人才，有的可以调到中华书局或其他专业出版社；有的可以分配他们担任整理古籍的某些任务”，并专门对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对古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了部署。

　　　　将《敕勒歌》与相关历史事件密切结合，显然是近代以前一以贯之的诠释路径。可见古人关于《敕勒歌》“慷慨悲凉”的阅读体验，与其说来自文本，不如说来源于玉壁战败后高欢英雄末路、壮志未酬的移情。正如清人袁枚所云，“唱罢阴山《敕勒歌》，英雄涕泪老来多”。到了近代，文学研究者才将《敕勒歌》与作为伴随文本的《北史》《北齐书》剥离，终于使其作为一首记叙塞外风光的“北朝民歌”写入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