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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初，为了便于中国人接受，往往比附中国固有的神仙系统而传播。考古学家温玉成将之称为“仙佛模式”。可以说，佛教和佛塔一进入中国，就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开启了中国化的进程，而楼阁式塔的出现，是创新的结果。

据杨荫浏《〈霓裳羽衣曲〉考》，晚清至现代，另有两个以“霓裳”为标题的乐曲出现，其一见于1895年出版的李芳园《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但《霓裳曲》标题下有注：“古名《月儿高》。”从曲调来看，也的确是《月儿高》，与白居易描述的《霓裳羽衣曲》曲式结构完全不同。将《月儿高》称为《霓裳曲》，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因此杨荫浏认为，可能是李芳园“依据他个人为《月儿高》所唤起的想象定名而已”。另一支同名曲为1928年凌纯声、童之弦合编的《霓裳羽衣》，出于清代洪升《长生殿》剧本中《重圆》一折。杨荫浏发现，《长生殿》所用曲牌“羽衣三叠”，是由一系列曲牌中的部分乐句拼合而成的“集曲”。他推测，这些曲牌中，《舞霓裳》可能与唐代《霓裳曲》有关。

　　　　总体来看，敦煌乐舞的认识和研究已基本完成“是什么”的阶段，今后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乐舞的现实性和传播性持续发力。其中现实性主要表现在其与敦煌地区现实乐舞之间的关系，如出行图乐舞与乐营的对应，部分舞蹈图像与队舞制度的对应等。而通过敦煌壁画乐舞图像与敦煌画稿间关系的梳理，能够进一步理清壁画乐舞图像从起稿到绘制的全过程，这些都说明敦煌地区的现实乐舞为敦煌乐舞图像提供了大量蓝本。就传播性而言，我们需要将敦煌乐舞与古代乐舞史做关联，其中除了乐器定名、形制、演奏方式的梳理，乐队用乐编制的分析，舞姿舞种的考证外，还要将乐舞放置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观察，分析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乐舞文化在敦煌进行交流互鉴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