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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前,除了一些专门注《孟》的成果外,学者对《孟子》的探讨也常以辩难的形式展开,这显然是受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风气的浸染,子学色彩极其鲜明。先秦儒家的殿军荀子与各类学说论辩,亦曾辩难过孟子的性善理论,并基于其建构客观制度的诉求,进而反思孟子思想“幽隐”“闭约”等问题(详见《荀子·非十二子》)。汉朝时,以批判精神而著称的思想家王充亦有《刺孟》一文,着重于辩难孟子言说不周之处及“莫非天命”等论点。孟学史中的“辩《孟》”“难《孟》”是一种延续不绝的传统,例如宋代“尊孟”思潮盛行,但像李觏、司马光、苏轼、叶适等重要学者也曾责难孟子的论点。此类传统的意义绝不可小觑:《孟子》一书正是在诸子相互辩难中淬炼而成的,欲使《孟子》在后世保存其原初的生命活力,就必须保存其原初的争鸣语境,让《孟子》直面后人的辩难。对于辩难者来说,正因为《孟子》的论说已然很精当,他们在超越孟子后而找到的结论才更有价值,此即苏轼所说“以孟子为近于孔子也”“故必与孟子辨,辨而胜,则达于孔子矣”(载于余允文《尊孟续辨》卷下)。此外,孟子的维护者在应对这些批判时,一般会对《孟子》的相关观点做进一步解析,使人们对孟子思想形成更深入的认识,这无疑能增加《孟子》研究的理论深度,推动了学术的进步。可见,孟学史中的辩难传统传承着子学时代的学术风气,辩难者及维护者在此过程中都是受《孟子》启发而开辟了新境界,在这层意义上,《孟子》可谓是保存了原有的活力,而不是被当成教条限制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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